在中国人心目中，大至天道运行，小如日用器物，深到修身养性，无不以伦理为本位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概以伦理为出发点和归宿。伦理在中国,内化为修己之道，外化为治人之政，已超出一般意识形态的范畴，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制度，即礼治秩序，这是礼俗社会的实质。

　　礼在中国不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，也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。日用器物对消费者来说兼有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双重价值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荀子就为这种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：“德必称位，位必称禄，禄必称用。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有德才有位，有位才有禄，以物可以观位，以德又可量物，道德表现、社会地位与财禄器用相应相称。权力通过日用器物的等级分配，物化为各个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，这是社会模式，也是文化模式，正如司马迁所说，礼能“宰制万物，役使群众”。管天、管物、也管人，这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态。

　　对于“风俗”，中外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和阐释。古人称之为“风俗”的，今人称之为“民俗”，这一字之差，表现了中国风俗的特色。“风”，出于《尚书·说命下》：“咸仰朕德，时乃风。”后世解释为“风，教也”。“俗”，郑玄在《周礼注》中释为“土地所生，习也”。所以风俗在汉语的语义中，带有对“俗”进行教化的寓意。这才有所谓：“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；教训成俗，非礼不备。”（《礼记·曲礼》）突出以礼治俗的统治思想，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。为政必先究风俗，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这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，帝王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，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，在制定国策时作为重要参照，并由史官载入史册，为后世的治国理政留下治理风俗的经验。

　　所以，礼与俗，无论就其社会功能还是文化属性来说，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。孔子说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“礼从宜，使从俗”。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，所以俗先于礼，礼本于俗。俗一旦形成为礼，上升为典章制度和道德准则，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，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。所以礼虽然起源于俗，却高踞于俗之上，成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主流，其涵盖面之广，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同义语，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与“礼”相似的语词，这是有别于西方，从中国社会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，理应成为本土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概念。

　　从礼俗互动的视角考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，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民性。例如中国人传统的住房多以平面建筑为主，为什么很少向高层发展？地理环境、建筑材料固然有影响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和社会观念的崇尚，缘于礼制以尊卑贵贱的等级限定民居的高度，即使拥有钱财，也不能随意建高层。不向高处发展，就横向发展，因此形成一进或多进的深宅大院。

　　中国人崇尚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，土是承载负重的大地，木能建构空间，土和木是建筑平房的最佳材料，却不宜造高楼，所以中国的民居沿着地平线延伸，平稳舒缓、布局均衡。每所住宅由东西南北四向构成四合院，正房、偏房、厢房、穿廊，主次分明，充分体现一家之中长幼有序、上下有分、内外有别的规则。所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、婚丧节庆，不论形制、仪式和内容，莫不体现出礼制的主导作用。

　　再以饮食为例，随处可见饮食烹调与伦理政治相通的倾向，普普通通的日用器物，一旦注以伦理政治的观念，立即神圣不可侵犯，鼎就是突出的一例。

　　鼎，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国家的重器，其实是只饭锅，古人认为是“调和五味之宝器”。用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，施行祭祀的重大礼仪，这就不同凡响，因而被尊为礼器。传说黄帝铸造了三只鼎，以此象征天地人；夏禹收罗全国的金属，铸成九个大鼎，作为传国之宝。周灭商后，移九鼎于镐京，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，自此，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，鼎也就成为权力的象征。鼎有了这样特殊的价值，就不能再为普通人所拥有，因此又有列鼎制度。天子可以有九鼎，诸侯七鼎，大夫五鼎，士三鼎。士、大夫、诸侯、天子，权力愈大拥有的鼎数就愈多。调和鼎鼐这一本来纯属烹饪的术语，在古代亦可作为宰相治理国政的代称。春秋时晏婴对齐景公谈论君臣关系时，以和羹作比喻。孙子论兵学是烹饪之学，《淮南子》论治学以烹饪为例证，老子的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传诵千古。这些都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，他们不厌其详地从烹调方法论及国家大事，是治国理政高度权术化的表现，也是伦理政治对生活强力渗透的结果。

　　总之，在传统中国，衣食住行，百姓日用，无不具有伦理的意义，有的已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，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属独一无二。从这里可以理解任继愈先生为什么强调，外国人学汉学要从认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。（作者刘志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）